被遗忘的“中兴名臣”胡林翼

　　[摘要]在晚清，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

　　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名臣，但与曾、左比较而言，他受后人关注和研究的程度相对不足。自1980至2000年，有关胡林翼的论文不到四十篇，其传记也仅一本，即团结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董蔡时、王国平著《胡林翼评传》。近两三年来，胡林翼渐受学界重视，至少已出版邓亦武等著《天下巡抚胡林翼》(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陶海洋著《胡林翼与湘军》(广陵书社2008年版)和刘忆江著《胡林翼评传》三部著作。然而，正如刘忆江先生所言，“海内外至今尚无一本像样的胡林翼传记”(见刘著“前言”及第388页)，已有的传记基本上大同小异，没有自己的风格与个性。这当然与胡林翼去世较早、没有机会像曾、左那样由统帅转为洋务重镇有关。

　　其实，在晚清，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李慈铭说胡林翼“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王闿运曰“中兴之业，实基自胡”，而沈卓然认为胡应位列同治中兴功首，指出“世徒知曾、左之贤，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经济、军事，固无所不学，无所不致其用也。更考其生平，不独坐镇武昌，坚守不摇，以扼形势之要;且于课厘馈饷，擘画尽善，遂使当时诸军无饥馁之扰，克奏中兴之业。由此而论，允推功首。即其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诸政，亦皆大端，足为后世之法式”。可见，胡林翼能文善武，懂经济，擅理政，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众所周知，清代以八股取士，迫使读书人专注于空疏无用之学，而不涉猎其他学问，严重削弱了他们的行政能力和整体素质。因而有人作诗讽刺说:“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然而，胡林翼中进士，点翰林，层层过关，到达了科举考试的顶峰，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能臣干吏，这应该说与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

　　胡林翼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胡达源曾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直接入翰林院，授编修。后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为四品京堂。正因为此，胡林翼从小受重视，得到了较好的教育，并有不少奇遇。6岁时，他爷爷教他认字，读《论语》。8岁时，爷爷在益阳修志馆编修志书，他随侍在侧。刚好将赴任川东兵备道的陶澍顺路回老家益阳探亲，一见到胡林翼，就惊为伟器，曰:“我已得一快婿”，遂订下娃娃亲，将自己五岁的女儿许配给他。19岁时，胡林翼与陶澍之女琇姿(字静娟)在桃花江陶氏别墅完婚。婚后，他师事同里蔡用锡前辈。蔡用锡，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晚授石门教谕。素谙兵略，曾因科场失意，游幕为生，“当世名卿大夫延至之恐后”(严正基:《蔡先生家传》，载《益阳县志》卷十六)。他教书“务为有用之学，不专重文艺，而于兵略、吏治尤所究心”。胡林翼“师事两年，涵濡渐渍，服膺终身”。21岁时，胡林翼偕夫人送岳母贺夫人去南京陶澍两江总督任所。陶澍是促成嘉道年间经世之学重新活跃的代表人物，办事干达，政声极佳。留居节署一年，胡林翼亲见陶澍兴利除弊措施，深受熏染，“精神殊为一变”。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岳丈公退之余，辄与男长谈。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证曲引，判断洞中窃要，于男进益，非浅鲜焉。”(《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025页)

　　江南一行，胡林翼收获很大。《清史稿》说:“林翼负才不羁，娶总督陶澍女，习闻绪论，有经世志。”从此，他“于书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厄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除了耳濡目染经世之术外，在此期间，胡林翼还得到了躬行实践的机会。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沅湘大水，益阳受灾严重，饥民流离失所。时在家受学的胡林翼担心饥民无食一变而为乱民，慨然曰“秀才便当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面见县令，“请按灾区编户口，劝富民出钱粟以赈”。他还提出具体的救灾方案，即令遭灾各处保甲根据贫富情况造户口册，分上、中、下三等，上户不管，中户可减价买米，下户免费给米，限期一个月。为监督保甲，防止其舞弊，胡林翼建议“选本地士绅协同办理，一以镇地方，一以免保甲之欺罔”。鉴于劝捐遭富民抵制，十数日无动静，他愤不可遏，不得不“一出倡之”，首先请岳父家捐出两千两银子以作表率，然后对其他富民苦口婆心劝导，“以至诚感之，以大义责之，以危言动之，以赏劝诱之”，终于使大家踊跃捐款，立致数万金。“已而，散米俵食，全活甚众”(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其时，胡林翼年仅二十岁，但他勇于任事，所表现出来的刚毅果断、成熟稳重、灵活机智完全超出其年龄范围。在给爷爷的信中，他详细叙述此事经过，说:“此事出于孙之意，见无一人赞之，但沮之者不下十数人。而孙自以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麋鹿奔于左而不顾，亦可谓毅然不移矣。”日后胡林翼事至立断、毅然自任、不主故常的施政行事风格由此可略见端倪。

　　而在两江督署，胡林翼有机会见到一些督抚，遂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来判断其人。他认为林则徐、卢坤等的心术德量与陶澍相同，并请陶澍密保林则徐、伊里布作为两江总督的继任人选，陶澍深以为然，很器重他这个毛脚女婿。因而，当胡林翼在南京纵情山水，并流连忘返于秦淮河畔、钓鱼巷中时，有人密告陶澍，不料陶澍却说:“润之(芝)之才，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将无暇行乐，此时姑纵之。”(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页)此事的真实性不知如何，刘忆江先生认为“以胡林翼之家教与陶澍之为人，此说殊不可信，多半是好事者的耳食之言”(第9页)。但刘先生的解释是善意的想当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狎妓在清代士人甚至官员中非常普遍，清流健将宝廷不仅狎妓，而且娶妓，闹出了很多笑话。胡林翼是官宦子弟，养尊处优，他放浪不羁，有些风流韵事也是可能的。这从胡林翼身边人的笔记中就有蛛迹可寻，如曾国藩的幕僚欧阳兆雄、朱孔彰说胡曾是“纨绔少年”，“常恣意声伎”;而胡的幕僚徐宗亮也说他“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并且他过惯优越生活，即使在艰苦的军营中，也“厌饫极精”，“无三日不小宴”(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卷一)，不能像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粗茶淡饭，蔬食自甘。

　　胡林翼好冶游的逸事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还有个记载，那是黄濬从朋友处听来的:相传胡林翼点翰林后，常与同乡善化人周寿昌出入花街柳巷间。一夕，方与周寿昌同就某娼家，坊卒掩至，周寿昌机警，避入厨房，易服而立，得免被执，而胡林翼等人被抓回去问讯，因为不敢吐露身份，所以颇受辱。及释归，就与周绝交，谓其临难相弃，不够朋友。其后，胡林翼治军招勇，就不喜用善化籍人。应该说这个故事也无法证实，但是也不能断言它不可信。

　　贵州是胡林翼事业开始的地方。《清实录》说“贵州所属各地方往往聚有匪徒”，“数百为群，聚散无定，抢劫拒捕”。胡林翼年轻时究心兵略，对军事素有研究，此时刚好派上用场。他深入民间，延访士绅;短衣草鞋，探访匪穴;训练民兵，捕治巨憝，遂以知兵名天下。时值太平军势如破竹，进军湖南、湖北，清廷上下震动。于是，御史王发桂上疏推荐胡林翼，说他“捕盗锄奸，有胆有识，平日训练壮勇，仿戚继光成法而变通之。勇不满三百，锐健果敢，一可当十。搜剿匪徒于深山密箐中，与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团练条约》及《团练必要》诸篇，行之均有成效，历任督抚深为倚重。倘蒙圣恩逾格畀以重任，留于湖北带兵剿贼，可期得力”。疏入，允准，胡林翼遂提兵进入两湖战场，开始其“中兴名臣”的戎马生涯。就此而言，贵州不仅是胡林翼事业的起点，而且是其奠定一生功业的福地。

　　本来胡林翼任京官时，还不甚检点，有些公子哥的做派，可是改官黔中后，却刻自砥砺，“励志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厉世，颇似信国少保”(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卷一)。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巨大的转变呢?因为他这个贵州地方官是通过捐纳而来的。原来胡林翼丁忧起复后，觉得在京候缺补官，上升的空间不大，而其学生也认为他才气过人，做地方官更能有所建树，所以就凑钱给他捐个知府。根据当时捐例，捐纳为官可以自主择地，胡林翼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发达的地方，挑个肥缺做官。但他是正途出身，曾官清要，捐纳为官已让他蒙羞，所以宁愿到边远之地，以区别于那些输金为吏者。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就直言不讳地说:“天下官方，日趋于坏。输金为吏者，类皆择其地之善者，以为自肥计。黔，硗瘠之所，边僻之境也，为人所掉首而不顾者。然兄独有取于黔者，诚以黔之官吏尚能奉上以礼不以货，以礼则知自重，不以货则知恤民，而治理庶几可冀。”(《胡林翼集》(二)，第1037页)而对于友人的不解，他则解释说:“某之出，资用皆他人助成之……某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意。”胡林翼上述这些话并非门面语，而是发自肺腑，真心诚意。赴任前，他还“遍谒先茔，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而他的确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在家书中，他曾说:“我必无钱寄归也，莫望莫望，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我有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或追崇先祖，断不至自谋家计也。”(《胡林翼集》(二)，第1103页)因而，郭嵩焘说他“位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诚如胡林翼所说，他是有钱人，因为他善于理财。当他初任湖北巡抚时，正值武汉两次失陷、湖北大半沦没于太平军，可谓库储一空，百物荡然，然而胡林翼通过改漕章、通蜀盐、整榷务等手段，岁入四百多万两银子，在当时东南诸省中仅次于江苏和浙江。这些钱，主要用作湘军军饷。为此，曾国藩赞誉胡林翼说:“以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运之所致也。”(《清史列传》，第3352页)其实除养兵外，这些钱有的用来“分援邻省，规画江淮”，有的则作为备用之银，“为养士及假归来依之营官、哨官起见”。后者尤值得一提，胡林翼对于属下将士十分爱护，经常予以资助。如对于“鄂中营官之有家在鄂省者”，每家支付年费不下三百六十两银子;重要将领都兴阿、多隆阿、舒保、李续宜、鲍超、余际昌等所给月费超过千两;在同将领见面时也要给钱，如见都兴阿送一千两、见多隆阿送五百两都成了惯例。正因为他出手阔绰，用钱大方，使备用之银日见其少，于是他致信其理财幕僚阎敬铭，以其抚署公费用于私交赠贿，以酌减备用之银的花费(《胡林翼集》(二)，第655、729页)。胡林翼这种具饷必丰、养人以宽的笼络手段，不仅使部下死心塌地供他驱遣，而且也使很多客将愿意归附他。因此，曾国藩说:“近世将才，湖北最多”，其中的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都是一时名将，战功赫赫。

　　除了知兵、理财外，胡林翼在晚清还以善于罗致人才、推荐人才出名。其中尤以七次荐举左宗棠传为政坛佳话。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展开。

　　胡林翼去世时年仅五十岁，主政湖北七年。这七年，湖北无岁无兵事，但他在萑苻遍地、兵连祸结之秋，苦心经营，缔造支持，将“糜烂众弃之鄂”变为“富强可宗之鄂”(《曾国藩全集·书信三》，第2239页)，使湖北能够匡维全局，成为镇压太平军的重要基地。由此可见他的确如《清史稿》所评价的那样，长于综核，干济冠时。而“中外论者服公治行才望，相与欷歔慨叹，佥谓有清中兴之业，实基自公”(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三)，也是实事求是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