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家乡，另一个则是他在小说里塑造的文学意义上的故乡。21岁前，莫言一心想逃离家乡，因为那里充满了饥饿、孤独、压抑与恐惧。但当他真的离开家乡，才发现那些饥饿与孤独的记忆，为他的写作打开了一扇万能之门。由此，莫言在文学世界里，完成了对故乡的回归，并且超越。2012年10月11日，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目录

• 获奖

• 饥饿

• 孤独

获奖

　　家里电话响起的时候，妻子杜芹兰看了看表，18点半刚过，天已经全黑了。葫芦馅儿的饺子刚下锅，还没端上饭桌。今天是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日子，莫言最爱吃饺子，杜芹兰寻思着，“不管得不得奖，晚上都包顿饺子吃”。

　　自从半个月前“莫言极有可能获得诺奖”的消息见诸网络后，全家就从北京回到了山东高密。莫言的家在县城一个僻静的小区里，三室一厅的房子买了没几年，楼下住的就是他的大哥管谟贤。为了躲避媒体，莫言换了个本地的手机号，只有极少数人能联系到他。中秋节时，他回老家平安庄看望了父亲和二哥，但来去匆匆，“坐了个把小时就走了”。那时候，村里人还不知道有关他的诺奖传闻，等到听别人说起时，已经打不通他的电话了。平日里，除了早晚去小区旁边的植物园散散步，偶尔跟朋友赶个大集之外，莫言很少出门。虽然书房里摆着台电脑，但他基本不上网，小外孙才1岁半，妈妈不让看电视，客厅里的电视机一直用布盖着。莫言尽量屏蔽着外界对诺奖的纷扰喧嚣。

　　其实，有关莫言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五六年前，每到诺奖评选的时候，莫言总是被提及最多的中国作家。他得奖多，作品数量多，被翻译成外文的也多，以至于文学圈子里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莫言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就在前一天，村子里来了两个本省记者，说起网上的传闻，家里人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二哥管谟欣带着记者去莫言出生的老屋子里拍了几张照片，今天上午又来了两个，除了拍老屋子，二哥还带着他们去6公里外的孙家口小石桥上照了相，也就是当年电影《红高粱》的拍摄地。

　　但是，年年说，却年年落空，久而久之，就连身边的人也麻木了。10月11日上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我们去平安庄采访，堂弟和二哥都觉得：“悬!全世界才一个，再说评委都是外国人，可能性太小了。”90岁的老父亲耳朵背，一脸茫然的神情：“不能吧?真的吗?”他对诺贝尔文学奖了解不多，但却知道它的分量——“听说中国写小说的还没人得过。”就连莫言自己也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无限遥远，“渺茫着呢”，前一天跟朋友赶集的时候，他还这么说。

　　但是，这一通简短的电话，改变了一切。

　　来电的是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他事后接受采访，问及莫言得知自己获奖后的反应时回忆道：“他狂喜并惶恐。”对方问莫言该如何庆祝，莫言回答：“也没什么好庆祝的，跟家人吃顿饺子吧，因为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饺子。”当然，挂断电话前，对方嘱咐莫言，先别声张，待会儿公布了再说。

　　正式公布结果的时间定在北京时间晚上19点钟。随着这一时刻越来越近，老家平安庄的气氛也渐渐紧张起来。我们傍晚18点钟返回二哥家的时候，他刚跟父亲吃完晚饭，正守在电视机前看央视新闻频道，记者们都已散去，家里显得有些冷清。入夜天也凉了，街道上不见人影，昏黄的路灯下，堆着一座座小山似的玉米棒子，村子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二哥不断接到电话来询问结果，问得多了，他也有些不安起来，自言自语：“电视里能演吗?是这个频道吗?”父亲就坐在电视跟前，一如往常地沉默，耳朵听不见，只能看字儿。不一会儿，当地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扛着机器找上门来，狭小的屋子里有些拥挤，父亲就起身去了另一间，按往常的习惯，他该睡觉了。

莫言90岁的老父亲身体依然硬朗

　　19点已过，新闻联播刚播了第一条新闻，家里的电话又响了，二哥接起，听了几秒钟，说道：“哦，得了?”他挂断电话，转身告诉我们，是堂弟打来的，说凤凰卫视播了，是莫言。

　　“啊?!”

　　“真的?真的是莫言?”

　　“快上网!快上网!”

　　屋子里顿时乱作一团，空气好像在瞬间爆炸了。有人慌乱地掏出手机上网，摄像师马上拉开架势扛起机器，电视台的女记者兴奋地跳着说：“我们在见证历史啊。”随即把话筒递到二哥面前：“你高兴吗?”二哥已经乐得合不拢嘴，赶忙起身到父亲房间报喜。父亲坐在炕沿上，少有表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但过了一会儿，他好像还不放心，又来问老二：“电视上演了吗?”可能他觉得只有央视上播过才算最终确认。

　　过了没几分钟，又一路人马扛着机器急匆匆闯了进来。他们自报是日本NHK电视台驻上海站的记者，刚刚从青岛机场打出租车赶到。早先传闻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在莫言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之间角逐，日本的媒体自然高度关注，据说在日本也有记者守候在村上春树家门前，只待最后悬念揭开。为首的一位日本男记者刚一进门就给了二哥管谟欣一个熊抱：“啊，莫言老师，我曾经采访过你，还记得吗?”原来，因为房间灯光昏暗，对方认错了人。反应过来后，大家才意识到——“莫言呢?”

　　寻找莫言，成了这一刻记者们的第一要务。高密是个县级市，这两天已经陆续集中了几十个记者，大家分散在县城的各个宾馆里，好像只等这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接过获奖的电话后，莫言下楼到大哥家走了一趟，他告诉大哥，明天估计会有很多记者找上门来，我不想说什么，麻烦你帮我顶一下。可是，记者们哪里等得到明天。找不到莫言，市领导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无奈，领导出面劝说莫言，晚上21点钟在当地最高档的凤都国际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们是在从平安庄赶往高密市途中得到这个消息的。离开村子的时候，已经有反应快的村民去买了烟花，摆在路口放起来。有人披着夹袄从胡同里窜出来问：“谁家大半夜的结婚啊?黑灯瞎火地放什么炮!”捂着耳朵点炮的人答道：“咱村莫言得大奖了，中国人第一个!”莫言写的小说，绝大部分村民并没有读过，印象大多还停留在当年来这里拍的电影《红高粱》，但这并不妨碍孩子们像过节一样冲上街头撒欢地闹，男人们招呼着去买酒喝，女人们则纷纷感慨莫言又给平安庄争了一回光。

　　新闻发布会只持续了半小时，莫言从一出场就被团团围住，一片长枪短炮中，莫言淡淡地说，之所以获奖，大概是因为自己始终站在人的角度上写人，作品超越了种族和地域的限制。众记者散去后，市领导们宴请莫言，夜里23点多，众人走出酒店门口时，天空腾起绚丽的烟花。人人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反倒是莫言，仰头看着五彩烟花，仿佛陷入一种游离于外的沉思。

　　不知是谁说，待会儿莫言还要回平安庄，村里的乡亲们也为他备了烟花庆祝。但当我们于凌晨赶到平安庄的时候，发现村子已经睡着了，有人打来电话说庆祝活动改在了拍《红高粱》的孙家口小石桥上。赶到一看，漆黑一片的胶莱河，两辆面包车停在两个桥头打着灯照亮，已经废弃多年的小石桥上站满了人，脚下摆满了啤酒和各式各样的熟食，原来是一帮当地的文学爱好者们在抒发激动之情呢!大伙边喝酒吃肉，边吟诗高歌，有人跺着脚下的石板喊：“当年咱爷爷们就在这桥上打败了鬼子，今天莫言又赢了一回日本人(指村上春树)。”有人高声附和道：“没有这桥，能有今天的巩俐、张艺谋吗?”村支书也难掩骄傲，开始谋划着怎么让这座已经被遗忘多年的小石桥焕发出新生命……

　　莫言自然没有来，听说他还特意嘱咐，今晚就别放烟花了，以免扰民。当晚，他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累坏了，也没顾上洗澡，吃片安眠药就睡了。”妻子回忆。第二天，高密大街上的电子广告牌就全部打出了祝贺莫言获奖的字样，老家的房子里也挤满了前来采访二哥和父亲的记者。二哥几乎一夜未睡，嘴上急起了燎泡，他笑言自己是“秃头跟着月亮走——沾光了”。众生喧哗中，或许只有家人才更能体会这个奖的个中意味。

　　第二天傍晚，我们敲开了莫言家的门。开门的妻子杜芹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客厅里摆了几个花篮，这位朴实的家庭妇女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记者的采访，突如其来的媒体轰炸似乎把她给震住了，一言一语更显小心，好在有小外孙的哭闹声，稍稍缓解了空气中的拘谨。结婚33年来，夫妻二人虽然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太多交流，但莫言所受的苦她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部队时，莫言利用晚上的时间在仓库里写作，夜里饿了就啃大葱充饥，从此落下了胃病，直到现在还经常折磨他。虽然已经成了知名作家，但莫言用的笔，还是多年来一直用的一支1.5元的钢笔。2006年，他在北京借住到一个朋友的房子里，用了43天时间，耗去3瓶墨水，写出了43万字的《生死疲劳》。令众人狂欢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妻子看来，不过是让莫言多年的辛苦写作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他写得很苦，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想起什么就爬起来记在纸上，写的时候遇到卡壳，就敲着自己的脑袋做苦闷状，说自己怎么这么笨，像个孩子一样。”杜芹兰眼里闪着泪光。

　　虽不喜言谈，但莫言是个幽默的人，并且他的幽默里带着真诚，有时让人哭笑不得又不得不深思反省。有记者问：“得了诺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答：“意味着我得出来见你们。”又有记者问：“得了大奖，你会离开高密，或者离开中国去国外定居吗?”他答：“永远不会。”作家与故乡，是一个恒久的命题。那么，家乡高密，对莫言的成长和文学而言，用他自己的话来归纳，无外乎两个词——饥饿与孤独。

饥饿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大家族里的第四个孩子，除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还跟叔叔一家住在一起，此后，婶婶又生了三个儿子，全家十三口人挤在五间土房子里。他那个年代的大家庭，用大哥管谟贤的话说：“大人天天忙着干活，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哪有什么欢声笑语和温暖可言，父母的爱被生活重担所淹没，只能埋在心里。”莫言3岁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跃进”，此后，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成了农村的头等大事。

　　饥饿，成为小莫言童年的第一波记忆。后来，在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对主人公“黑孩儿”的描写便是自己当年的写照——“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此后，有关饥饿的描写，就一直贯穿在莫言的作品中，真真假假，多半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1961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那种亮晶晶的东西孩子们从来没见过，有人跑上前拿起一块就啃，其他孩子也扑上去，每人抢一块吃起来，那种味道直到今天还让莫言记忆犹新。后来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蛙》。在《丰乳肥臀》中，莫言描写母亲上官鲁氏奇特的偷粮方式——她给生产队拉磨，趁干部不注意时，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吞到胃里，这样就能躲过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到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到自己喉咙里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就想吐。这样的情节听着离奇，但却是莫言母亲和村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

莫言的妻子杜芹兰

　　莫言曾经说过，文学其实是一种记忆。有时候在写作时打开记忆的闸门，对饥饿的恐惧和仇恨就会一泻千里。至今，莫言仍然对食物保留着一种天然的敬畏。妻子杜芹兰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无论名气多大，他对吃一直没有要求，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馒头、面条、包子，永不厌烦。至于饺子，无疑算得上是最高的礼遇了。

　　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母亲往往要承担更大的苦痛。莫言的母亲，本名高淑娟，但却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机会都没有，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上一直写的是管高氏。在母亲两岁时，其亲生母亲就去世了，跟着姑母长大。17岁时嫁到管家，她身材矮小，缠着小脚，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常年的过度劳累，让她患上一身病，哮喘、肺气肿、肛肠疾病……小莫言的记忆里，每逢夏天，母亲必头疼，在家里呕吐怕婆婆和妯娌嫌弃，每晚就跑到胡同里用手扶着柳树呕吐;到了冬天哮喘病就发作，浑身没有力气，一行动就喘息不止，只好天天坐在炕上。在她最后的10年岁月里，莫言每次回家探亲，都要陪着母亲去医院。一次采访中谈及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莫言答道：“是母亲的叹息。”

　　旧时的大家庭中，母亲大概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了，上有公婆，下有子女，除了忍饥挨饿，还要频繁承受生育之苦。莫言的母亲总共生育了8个子女，但活下来的却只有4个。母亲曾经告诉莫言，自己怀过一对双胞胎，那时候“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但还是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到生产那天，中午还在麦场打麦子，直到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下午生产，晚上赶上暴雨，又要挣扎着起来去麦场抢收麦子。双胞胎没活几天就死了，母亲也落下了一辈子的妇科疾病。

　　1994年1月，母亲走完了自己苦难的人生。莫言回家奔丧，回到县城南关的小院时，一度万念俱灰。想起自己曾经在北京积水潭地铁口看到的那一幕，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妇女，正怀抱两个孩子哺乳，莫言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流下了眼泪。他把自己关在南关的小院里三个多月，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几乎没有出门，一口气写下了50万字的《丰乳肥臀》。

　　在这部小说的开端，莫言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母亲上官鲁氏的一次生产。婆婆从大街上扫了一簸箕浮土铺在炕上，让上官鲁氏自己来生，她和家人则忙着去为驴接生。这种把孩子生在土里的方法，是当年普遍的真实做法，莫言当年也是生在父亲收来的一堆土里，或许也是一种隐喻，生命的开端就与土地紧密相连。

　　饥饿、土地、母亲、生育，是莫言小说里最常见的要素。不止于此，莫言还不惜笔墨对女性做了浓墨重彩的阐释。莫言的奶奶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据大哥管谟贤回忆，奶奶的胆子比爷爷还大，有一年鬼子来砸门，爷爷去开，鬼子一进门就把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的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镇静地走上前去把爷爷扶起。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往往由奶奶留守，哪怕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也都是奶奶去。或许是受了这个影响，莫言笔下的女性，往往性格要强，率性洒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就是一例。莫言甚至说过，他认为女性才是世界秩序的缔造者。莫言当年5岁才断奶，他着力塑造了患有“恋乳症”的上官金童这一角色，也算是对自己、对男性、对内心懦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视。

孤独

　　据现存的《高密管氏家谱》记载，高密管氏世居胶东，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历史上因为从军、做官或战乱等原因，曾迁居过江苏海州、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民国元年，因与人打官司败诉，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

　　其实，东北乡只是一个民间的称呼，因为平安庄地处高密县城东北方向，当地人习惯以方位来指称。行政区划中的平安庄，乡镇合并前属于大栏乡，地处胶河南岸，地势低洼，最高处也不过海拔8米，连年洪水，是一片荒地，因适宜放牧、多牛栏羊栏而得名。从管家苓芝迁居此地，当地人称之为“下洼”，实属迫不得已来此开荒。

　　莫言是伴随着家族的衰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来曾祖父一辈来到这里是白手起家，但靠着祖父三兄弟的卖力经营，到“土改”的时候，管家却划成了中农。中农在当时是团结对象，地位虽然没有地主那样卑微，但也算不上是主流。可当时的山东地区，在康生领导下，土改走“极左”路线，斗争形势格外激烈，莫言这样的中农家庭在村子里矮了半截，这种边缘性的身份与孤独一直伴随着他的童年和青年。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生性严厉，个子高大但沉默不语，当地人习惯说他长有“虎毛”，管教孩子不怒自威。一直到今天，村里人说起莫父，仍是尊敬有加，哪怕是孙子辈的媳妇穿衣打扮也必须得中规中矩，稍有出格就免不了要挨他的责骂。他自解放前就为共产党队伍征粮，后来一直在人民公社当会计，干了33年才退休，但却一直没能入党。因为成分不好，父亲一辈子行事谨慎，为生产队买支钢笔记账都要公社书记批准才敢。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揍，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便拔了个萝卜吃，后来被人告状，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被父亲知道后，差点把他打死，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

　　莫言的童年，正是中国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代，“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波接着一波，个体命运被裹挟在宏大而扭曲的政治浪潮中，飘摇不定，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作为家里的小儿子，莫言不仅有点嘴馋、偷懒，长得丑，又爱说话吹牛，为此没少惹事，在家里并不受待见。后来，在解释《四十一炮》这篇小说的篇名时，莫言自述自己这样爱说话的孩子在村里就叫“炮孩子”，意思是说话像放炮，毫无遮拦。

10月11日晚23时，为庆贺莫言获奖，人们在高密市凤都国际大酒店前燃放起绚丽的烟花

　　1966年“文革”开始，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炮孩子”莫言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一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大哥回家，带回了一些有关上海“一月革命”的材料，莫言看后，也学着带领一帮同学搞起了造反。他们组织了一个“蒺藜造反小队”，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就是考虑到“蒺藜”虽小，但全身硬刺。莫言亲自写了造反小报，带领同学撕了学校的课表，但是很快就因为队伍里出了“叛徒”而被镇压了。由于升初中需要贫下中农子弟的推荐，莫言被清除出了学校，只能下地务农。现在说起这些，大哥还觉得有愧于他。

　　离开校园，事后看，对莫言是一把双刃剑。不满12岁的他还干不了农活，只能放牛、割草，作为被集体所抛弃的一员，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自卑。学校就在自己的老屋旁边，每次牵着牛路过，听着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莫言就会感觉自己比别人矮半截。中断学业曾经是莫言的一个心结，直到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才算解开，他激动地给当时在湖南当中学老师的大哥写信：“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扔掉小学肄业帽子的机会，因此我感到有几分高兴。”

　　但是，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又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莫言坦诚，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对动植物、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老房子就建在胶河岸边，那时候还没有高高的河堤，推开后窗就能看到宽阔的河面，遇到发大水，白花花的浪头翻滚而来，就像拥挤的马头。莫言描写洪水的样子，引起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好奇，2002年春节时他专程来到莫言老家过年，看到河的样子才算解了心头之惑。

　　虽然不能上学，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二哥管谟欣还记得，当年他和莫言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为了借书看，莫言和二哥轮流给人推磨，推10圈磨才能换一页书读。断断续续几年下来，莫言已经熟读了《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和《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新华字典》。直到今天，二哥还保留着这本珍贵的《新华字典》，泛黄发黑的纸上透着油光，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大栏小学，管谟业。”这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