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湖南日报》2025年7月11日07版

编者按

安化人陶澍是历史上杰出的经济改革家。他既是清朝中叶经世派的领袖，又是近代洋务派的先声，还是近代湖湘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者。此外，陶澍的文名被政绩掩盖，他还是清朝中后期重要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的奏疏、散文、诗歌、对联，既是其经世思想的载体，又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近日，历史学者周禄丰历时两年多精心打磨的全新力作《印心石在》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是陶澍的传记，以兼具学术性、可读性的写法，展现陶澍的一生。

周禄丰

数年前，我在陶澍故里湖南安化县小淹镇参观，曾于资水之滨久久驻足。安化的山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是资水的清幽澄澈，恰似屈原以来湖湘文人的哀婉清绝；二是梅山的莽荒苍茫，仿佛湖南人“劲悍尚气”、坚忍不拔的豪迈性格。这两种气质在陶澍身上得到了完美融合，并呈现出湖湘精神的独特神态。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我发现安化人至今保持着刚直、进取、大气的特殊性格——这种气质在陶澍及其影响下的湖湘士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我在印心石畔，看到湍急江水中倒映的梅山群峰，突然意识到这座湘中古镇孕育的不仅是一位晚清重臣，更铭刻着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隐秘坐标。

作为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分水岭上的关键人物，陶澍身上同时交织着传统的智慧和近代的思想因子。他既承袭了王夫之“经世致用”的湖湘学脉，又在漕运、盐政、货币三大领域率先突破传统治理框架。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作为两江总督的十年间，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几乎触及了所有康乾以来累世积存的弊端。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票盐法”，以盐政改革打破盐商数百年的垄断，不仅使淮北盐业重获新生，更为国家增加数百万两财政收入；推行清代首次大规模漕粮海运，既解决道光初年运河淤积导致的漕运危机，又探索出面向海洋的新路径；倡导“废两改元”，建议自铸银币，其思想已触及货币金融制度的核心……尤为重要的是，陶澍在禁烟运动中的先驱作用：他不仅是首个系统认识鸦片危害的封疆大吏，更以在两江地区大规模的销烟行动，为林则徐虎门销烟奠定了实践基础。

他的种种改革，既是中国传统治理经验的集大成，又在多个领域自发生成了近代因素。他对市场机制的理解、货币流通的洞察以及海运的推行，无不体现其超越时代的前瞻性。从这个角度看，他既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位政治家，也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先驱。

而陶澍最为深远的影响，在于构建了湖湘人才谱系。他以“实学”与“实行”陶铸晚辈，左宗棠、胡林翼直接受他提携，曾国藩通过唐鉴、贺长龄间接承其衣钵。他发展的经世之学成为后辈经纶国手的基础，刚正不阿、实干进取的湖湘气质更在后世传承发扬。正如陶澍对王夫之的评价，“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他自身正是从安化出发，承载湖湘文化精髓而走向全天下的典范。

在传统中国的暮色与近代中国的晨曦交替之际，陶澍用《海运全案》的墨迹勾勒出海洋中国的轮廓，又以《蜀輶日记》的笔触丈量着农耕文明的余晖。遗憾的是，在古代史的研究中，他作为传统中国的历史人物而受到忽视；而在近代史的叙事中，他又往往因鸦片战争前就已去世而被归入古代史的范畴。这种夹缝中的尴尬处境，使得这位跨时代的政治家未能受到应得的关注。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中国近代转型的阐释聚焦于沿海口岸与西方影响，却忽视了内陆腹地自生性变革的萌发。在系统研究陶澍的政治生涯后，本书的一大尝试，就是通过讨论陶澍在盐政、漕运、海运等领域的改革实践，揭示出嘉道年间地方治理中萌发的市场逻辑与近代治理理念。因为陶澍推动的一系列孕育着本土自身近代性因子的变革或者说试验，很可能正是构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重要拼图。于是，我试图在本书中，将陶澍置于近代前夜的枢纽位置，陶澍所力行的经世实学，证明了中国本土思想资源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

在数载的研究过程中，我最深刻的体悟莫过于：作为一位历史人物，陶澍的价值不在于他改变了什么，而在于他展现了哪些可能。历史是一条长河，这奔涌不息的水流已经在河道深深刻下了既定的轨迹，但在每一个弯道、每一个关隘，它总有无数个可能的方向。大河为何奔流至此？这固然是水流中的我们需要追问的；而每个关隘处具有的可能性，更是引人遐想。这种可能性的发掘，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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