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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与故乡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6-04-14  来源:  编辑:  

山东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家乡,另一个则是他在小说里塑造的文学意义上的故乡。21岁前,莫言一心想逃离家乡,因为那里充满了饥饿、孤独、压抑与恐惧。但当他真的离开家乡,才发现那些饥饿与孤独的记忆,为他的写作打开了一扇万能之门。由此,莫言在文学世界里,完成了对故乡的回归,并且超越。2012年10月11日,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目录

获奖


  家里电话响起的时候,妻子杜芹兰看了看表,18点半刚过,天已经全黑了。葫芦馅儿的饺子刚下锅,还没端上饭桌。今天是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日子,莫言最爱吃饺子,杜芹兰寻思着,“不管得不得奖,晚上都包顿饺子吃”。

  自从半个月前“莫言极有可能获得诺奖”的消息见诸网络后,全家就从北京回到了山东高密。莫言的家在县城一个僻静的小区里,三室一厅的房子买了没几年,楼下住的就是他的大哥管谟贤。为了躲避媒体,莫言换了个本地的手机号,只有极少数人能联系到他。中秋节时,他回老家平安庄看望了父亲和二哥,但来去匆匆,“坐了个把小时就走了”。那时候,村里人还不知道有关他的诺奖传闻,等到听别人说起时,已经打不通他的电话了。平日里,除了早晚去小区旁边的植物园散散步,偶尔跟朋友赶个大集之外,莫言很少出门。虽然书房里摆着台电脑,但他基本不上网,小外孙才1岁半,妈妈不让看电视,客厅里的电视机一直用布盖着。莫言尽量屏蔽着外界对诺奖的纷扰喧嚣。

  其实,有关莫言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五六年前,每到诺奖评选的时候,莫言总是被提及最多的中国作家。他得奖多,作品数量多,被翻译成外文的也多,以至于文学圈子里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莫言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就在前一天,村子里来了两个本省记者,说起网上的传闻,家里人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二哥管谟欣带着记者去莫言出生的老屋子里拍了几张照片,今天上午又来了两个,除了拍老屋子,二哥还带着他们去6公里外的孙家口小石桥上照了相,也就是当年电影《红高粱》的拍摄地。

  但是,年年说,却年年落空,久而久之,就连身边的人也麻木了。10月11日上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我们去平安庄采访,堂弟和二哥都觉得:“悬!全世界才一个,再说评委都是外国人,可能性太小了。”90岁的老父亲耳朵背,一脸茫然的神情:“不能吧?真的吗?”他对诺贝尔文学奖了解不多,但却知道它的分量——“听说中国写小说的还没人得过。”就连莫言自己也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无限遥远,“渺茫着呢”,前一天跟朋友赶集的时候,他还这么说。

  但是,这一通简短的电话,改变了一切。

  来电的是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他事后接受采访,问及莫言得知自己获奖后的反应时回忆道:“他狂喜并惶恐。”对方问莫言该如何庆祝,莫言回答:“也没什么好庆祝的,跟家人吃顿饺子吧,因为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饺子。”当然,挂断电话前,对方嘱咐莫言,先别声张,待会儿公布了再说。

  正式公布结果的时间定在北京时间晚上19点钟。随着这一时刻越来越近,老家平安庄的气氛也渐渐紧张起来。我们傍晚18点钟返回二哥家的时候,他刚跟父亲吃完晚饭,正守在电视机前看央视新闻频道,记者们都已散去,家里显得有些冷清。入夜天也凉了,街道上不见人影,昏黄的路灯下,堆着一座座小山似的玉米棒子,村子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二哥不断接到电话来询问结果,问得多了,他也有些不安起来,自言自语:“电视里能演吗?是这个频道吗?”父亲就坐在电视跟前,一如往常地沉默,耳朵听不见,只能看字儿。不一会儿,当地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扛着机器找上门来,狭小的屋子里有些拥挤,父亲就起身去了另一间,按往常的习惯,他该睡觉了。


莫言90岁的老父亲身体依然硬朗莫言90岁的老父亲身体依然硬朗



  19点已过,新闻联播刚播了第一条新闻,家里的电话又响了,二哥接起,听了几秒钟,说道:“哦,得了?”他挂断电话,转身告诉我们,是堂弟打来的,说凤凰卫视播了,是莫言。

  “啊?!”

  “真的?真的是莫言?”

  “快上网!快上网!”

  屋子里顿时乱作一团,空气好像在瞬间爆炸了。有人慌乱地掏出手机上网,摄像师马上拉开架势扛起机器,电视台的女记者兴奋地跳着说:“我们在见证历史啊。”随即把话筒递到二哥面前:“你高兴吗?”二哥已经乐得合不拢嘴,赶忙起身到父亲房间报喜。父亲坐在炕沿上,少有表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但过了一会儿,他好像还不放心,又来问老二:“电视上演了吗?”可能他觉得只有央视上播过才算最终确认。

  过了没几分钟,又一路人马扛着机器急匆匆闯了进来。他们自报是日本NHK电视台驻上海站的记者,刚刚从青岛机场打出租车赶到。早先传闻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在莫言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之间角逐,日本的媒体自然高度关注,据说在日本也有记者守候在村上春树家门前,只待最后悬念揭开。为首的一位日本男记者刚一进门就给了二哥管谟欣一个熊抱:“啊,莫言老师,我曾经采访过你,还记得吗?”原来,因为房间灯光昏暗,对方认错了人。反应过来后,大家才意识到——“莫言呢?”

  寻找莫言,成了这一刻记者们的第一要务。高密是个县级市,这两天已经陆续集中了几十个记者,大家分散在县城的各个宾馆里,好像只等这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接过获奖的电话后,莫言下楼到大哥家走了一趟,他告诉大哥,明天估计会有很多记者找上门来,我不想说什么,麻烦你帮我顶一下。可是,记者们哪里等得到明天。找不到莫言,市领导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无奈,领导出面劝说莫言,晚上21点钟在当地最高档的凤都国际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们是在从平安庄赶往高密市途中得到这个消息的。离开村子的时候,已经有反应快的村民去买了烟花,摆在路口放起来。有人披着夹袄从胡同里窜出来问:“谁家大半夜的结婚啊?黑灯瞎火地放什么炮!”捂着耳朵点炮的人答道:“咱村莫言得大奖了,中国人第一个!”莫言写的小说,绝大部分村民并没有读过,印象大多还停留在当年来这里拍的电影《红高粱》,但这并不妨碍孩子们像过节一样冲上街头撒欢地闹,男人们招呼着去买酒喝,女人们则纷纷感慨莫言又给平安庄争了一回光。

  新闻发布会只持续了半小时,莫言从一出场就被团团围住,一片长枪短炮中,莫言淡淡地说,之所以获奖,大概是因为自己始终站在人的角度上写人,作品超越了种族和地域的限制。众记者散去后,市领导们宴请莫言,夜里23点多,众人走出酒店门口时,天空腾起绚丽的烟花。人人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反倒是莫言,仰头看着五彩烟花,仿佛陷入一种游离于外的沉思。

  不知是谁说,待会儿莫言还要回平安庄,村里的乡亲们也为他备了烟花庆祝。但当我们于凌晨赶到平安庄的时候,发现村子已经睡着了,有人打来电话说庆祝活动改在了拍《红高粱》的孙家口小石桥上。赶到一看,漆黑一片的胶莱河,两辆面包车停在两个桥头打着灯照亮,已经废弃多年的小石桥上站满了人,脚下摆满了啤酒和各式各样的熟食,原来是一帮当地的文学爱好者们在抒发激动之情呢!大伙边喝酒吃肉,边吟诗高歌,有人跺着脚下的石板喊:“当年咱爷爷们就在这桥上打败了鬼子,今天莫言又赢了一回日本人(指村上春树)。”有人高声附和道:“没有这桥,能有今天的巩俐、张艺谋吗?”村支书也难掩骄傲,开始谋划着怎么让这座已经被遗忘多年的小石桥焕发出新生命……

  莫言自然没有来,听说他还特意嘱咐,今晚就别放烟花了,以免扰民。当晚,他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累坏了,也没顾上洗澡,吃片安眠药就睡了。”妻子回忆。第二天,高密大街上的电子广告牌就全部打出了祝贺莫言获奖的字样,老家的房子里也挤满了前来采访二哥和父亲的记者。二哥几乎一夜未睡,嘴上急起了燎泡,他笑言自己是“秃头跟着月亮走——沾光了”。众生喧哗中,或许只有家人才更能体会这个奖的个中意味。

  第二天傍晚,我们敲开了莫言家的门。开门的妻子杜芹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客厅里摆了几个花篮,这位朴实的家庭妇女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记者的采访,突如其来的媒体轰炸似乎把她给震住了,一言一语更显小心,好在有小外孙的哭闹声,稍稍缓解了空气中的拘谨。结婚33年来,夫妻二人虽然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太多交流,但莫言所受的苦她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部队时,莫言利用晚上的时间在仓库里写作,夜里饿了就啃大葱充饥,从此落下了胃病,直到现在还经常折磨他。虽然已经成了知名作家,但莫言用的笔,还是多年来一直用的一支1.5元的钢笔。2006年,他在北京借住到一个朋友的房子里,用了43天时间,耗去3瓶墨水,写出了43万字的《生死疲劳》。令众人狂欢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妻子看来,不过是让莫言多年的辛苦写作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他写得很苦,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想起什么就爬起来记在纸上,写的时候遇到卡壳,就敲着自己的脑袋做苦闷状,说自己怎么这么笨,像个孩子一样。”杜芹兰眼里闪着泪光。

  虽不喜言谈,但莫言是个幽默的人,并且他的幽默里带着真诚,有时让人哭笑不得又不得不深思反省。有记者问:“得了诺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答:“意味着我得出来见你们。”又有记者问:“得了大奖,你会离开高密,或者离开中国去国外定居吗?”他答:“永远不会。”作家与故乡,是一个恒久的命题。那么,家乡高密,对莫言的成长和文学而言,用他自己的话来归纳,无外乎两个词——饥饿与孤独。


饥饿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大家族里的第四个孩子,除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还跟叔叔一家住在一起,此后,婶婶又生了三个儿子,全家十三口人挤在五间土房子里。他那个年代的大家庭,用大哥管谟贤的话说:“大人天天忙着干活,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哪有什么欢声笑语和温暖可言,父母的爱被生活重担所淹没,只能埋在心里。”莫言3岁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跃进”,此后,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成了农村的头等大事。

  饥饿,成为小莫言童年的第一波记忆。后来,在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对主人公“黑孩儿”的描写便是自己当年的写照——“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此后,有关饥饿的描写,就一直贯穿在莫言的作品中,真真假假,多半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1961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那种亮晶晶的东西孩子们从来没见过,有人跑上前拿起一块就啃,其他孩子也扑上去,每人抢一块吃起来,那种味道直到今天还让莫言记忆犹新。后来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蛙》。在《丰乳肥臀》中,莫言描写母亲上官鲁氏奇特的偷粮方式——她给生产队拉磨,趁干部不注意时,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吞到胃里,这样就能躲过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到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到自己喉咙里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就想吐。这样的情节听着离奇,但却是莫言母亲和村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


莫言的妻子杜芹兰莫言的妻子杜芹兰


  莫言曾经说过,文学其实是一种记忆。有时候在写作时打开记忆的闸门,对饥饿的恐惧和仇恨就会一泻千里。至今,莫言仍然对食物保留着一种天然的敬畏。妻子杜芹兰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无论名气多大,他对吃一直没有要求,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馒头、面条、包子,永不厌烦。至于饺子,无疑算得上是最高的礼遇了。

  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母亲往往要承担更大的苦痛。莫言的母亲,本名高淑娟,但却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机会都没有,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上一直写的是管高氏。在母亲两岁时,其亲生母亲就去世了,跟着姑母长大。17岁时嫁到管家,她身材矮小,缠着小脚,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常年的过度劳累,让她患上一身病,哮喘、肺气肿、肛肠疾病……小莫言的记忆里,每逢夏天,母亲必头疼,在家里呕吐怕婆婆和妯娌嫌弃,每晚就跑到胡同里用手扶着柳树呕吐;到了冬天哮喘病就发作,浑身没有力气,一行动就喘息不止,只好天天坐在炕上。在她最后的10年岁月里,莫言每次回家探亲,都要陪着母亲去医院。一次采访中谈及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莫言答道:“是母亲的叹息。”

  旧时的大家庭中,母亲大概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了,上有公婆,下有子女,除了忍饥挨饿,还要频繁承受生育之苦。莫言的母亲总共生育了8个子女,但活下来的却只有4个。母亲曾经告诉莫言,自己怀过一对双胞胎,那时候“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但还是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到生产那天,中午还在麦场打麦子,直到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下午生产,晚上赶上暴雨,又要挣扎着起来去麦场抢收麦子。双胞胎没活几天就死了,母亲也落下了一辈子的妇科疾病。

  1994年1月,母亲走完了自己苦难的人生。莫言回家奔丧,回到县城南关的小院时,一度万念俱灰。想起自己曾经在北京积水潭地铁口看到的那一幕,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妇女,正怀抱两个孩子哺乳,莫言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流下了眼泪。他把自己关在南关的小院里三个多月,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几乎没有出门,一口气写下了50万字的《丰乳肥臀》。

  在这部小说的开端,莫言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母亲上官鲁氏的一次生产。婆婆从大街上扫了一簸箕浮土铺在炕上,让上官鲁氏自己来生,她和家人则忙着去为驴接生。这种把孩子生在土里的方法,是当年普遍的真实做法,莫言当年也是生在父亲收来的一堆土里,或许也是一种隐喻,生命的开端就与土地紧密相连。

  饥饿、土地、母亲、生育,是莫言小说里最常见的要素。不止于此,莫言还不惜笔墨对女性做了浓墨重彩的阐释。莫言的奶奶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据大哥管谟贤回忆,奶奶的胆子比爷爷还大,有一年鬼子来砸门,爷爷去开,鬼子一进门就把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的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镇静地走上前去把爷爷扶起。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往往由奶奶留守,哪怕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也都是奶奶去。或许是受了这个影响,莫言笔下的女性,往往性格要强,率性洒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就是一例。莫言甚至说过,他认为女性才是世界秩序的缔造者。莫言当年5岁才断奶,他着力塑造了患有“恋乳症”的上官金童这一角色,也算是对自己、对男性、对内心懦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视。


孤独


  据现存的《高密管氏家谱》记载,高密管氏世居胶东,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历史上因为从军、做官或战乱等原因,曾迁居过江苏海州、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民国元年,因与人打官司败诉,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

  其实,东北乡只是一个民间的称呼,因为平安庄地处高密县城东北方向,当地人习惯以方位来指称。行政区划中的平安庄,乡镇合并前属于大栏乡,地处胶河南岸,地势低洼,最高处也不过海拔8米,连年洪水,是一片荒地,因适宜放牧、多牛栏羊栏而得名。从管家苓芝迁居此地,当地人称之为“下洼”,实属迫不得已来此开荒。

  莫言是伴随着家族的衰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来曾祖父一辈来到这里是白手起家,但靠着祖父三兄弟的卖力经营,到“土改”的时候,管家却划成了中农。中农在当时是团结对象,地位虽然没有地主那样卑微,但也算不上是主流。可当时的山东地区,在康生领导下,土改走“极左”路线,斗争形势格外激烈,莫言这样的中农家庭在村子里矮了半截,这种边缘性的身份与孤独一直伴随着他的童年和青年。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生性严厉,个子高大但沉默不语,当地人习惯说他长有“虎毛”,管教孩子不怒自威。一直到今天,村里人说起莫父,仍是尊敬有加,哪怕是孙子辈的媳妇穿衣打扮也必须得中规中矩,稍有出格就免不了要挨他的责骂。他自解放前就为共产党队伍征粮,后来一直在人民公社当会计,干了33年才退休,但却一直没能入党。因为成分不好,父亲一辈子行事谨慎,为生产队买支钢笔记账都要公社书记批准才敢。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揍,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便拔了个萝卜吃,后来被人告状,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被父亲知道后,差点把他打死,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

  莫言的童年,正是中国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代,“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波接着一波,个体命运被裹挟在宏大而扭曲的政治浪潮中,飘摇不定,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作为家里的小儿子,莫言不仅有点嘴馋、偷懒,长得丑,又爱说话吹牛,为此没少惹事,在家里并不受待见。后来,在解释《四十一炮》这篇小说的篇名时,莫言自述自己这样爱说话的孩子在村里就叫“炮孩子”,意思是说话像放炮,毫无遮拦。


10月11日晚23时,为庆贺莫言获奖,人们在高密市凤都国际大酒店前燃放起绚丽的烟花

  1966年“文革”开始,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炮孩子”莫言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一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大哥回家,带回了一些有关上海“一月革命”的材料,莫言看后,也学着带领一帮同学搞起了造反。他们组织了一个“蒺藜造反小队”,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就是考虑到“蒺藜”虽小,但全身硬刺。莫言亲自写了造反小报,带领同学撕了学校的课表,但是很快就因为队伍里出了“叛徒”而被镇压了。由于升初中需要贫下中农子弟的推荐,莫言被清除出了学校,只能下地务农。现在说起这些,大哥还觉得有愧于他。

  离开校园,事后看,对莫言是一把双刃剑。不满12岁的他还干不了农活,只能放牛、割草,作为被集体所抛弃的一员,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自卑。学校就在自己的老屋旁边,每次牵着牛路过,听着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莫言就会感觉自己比别人矮半截。中断学业曾经是莫言的一个心结,直到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才算解开,他激动地给当时在湖南当中学老师的大哥写信:“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扔掉小学肄业帽子的机会,因此我感到有几分高兴。”

  但是,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又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莫言坦诚,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对动植物、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老房子就建在胶河岸边,那时候还没有高高的河堤,推开后窗就能看到宽阔的河面,遇到发大水,白花花的浪头翻滚而来,就像拥挤的马头。莫言描写洪水的样子,引起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好奇,2002年春节时他专程来到莫言老家过年,看到河的样子才算解了心头之惑。

  虽然不能上学,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二哥管谟欣还记得,当年他和莫言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为了借书看,莫言和二哥轮流给人推磨,推10圈磨才能换一页书读。断断续续几年下来,莫言已经熟读了《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和《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新华字典》。直到今天,二哥还保留着这本珍贵的《新华字典》,泛黄发黑的纸上透着油光,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大栏小学,管谟业。”这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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